记者/熊乾佑 编辑/Xiong Xinjie 分享会主持人/ 熊乾佑 尤力卡 图/尤力卡
“时光倒回到生孩子之前，如果你有机会见到我们这两个幼稚而又带着理想的年轻人，了解一点这两个年轻的记者、编辑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，也许更能理解，是怎样的经历和想法创造出两个搞笑辛苦的新手父母。”
请继续听尤力卡、我和年轻朋友们的这场新手父母养育孩子的分享讨论会。（编者案）
报社里理想而幼稚的年轻人
尤力卡：生孩子的过程对我们来说是个崩溃、疲惫和措手不及的遭遇战。开了这样一个好头，接下来怎么办。
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和不自由。从小到大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。即使是在更小时的候，我必须住在幼儿园里，身体不能回家，但我可以幻想每天回家，甚至可以来来回回好几次。
但是现在，我面对的是一个新生儿，一个完全交付在我手里的新生命，我感到责任重大。作为一个自认为有自我意识的人，我体验到一种“赤裸裸”的撞击。这撞击令我痛苦，让我清醒，更使我陷入沉思。
我意识到，与真实生活切身相关的重大问题，连同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是一无所知的，无论他们有多博学。作为新一代父母，若不愿意延续旧有的习以为常的养育方式，只能边学边干。并且，这样的学习必须依靠自己内心的洞察与寻找。
细说起来，看上去有点理想、甚至对现实有些幼稚的年轻人，选择一种与上一代不同的养育孩子的方式，也并不是偶然的。时光倒回到生孩子之前，如果你有机会见到我们这两个幼稚而又带着理想的年轻人，了解一点这两个年轻的记者和编辑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，也许更能理解，是怎样的经历和想法创造出两个搞笑辛苦的新手父母。
熊乾佑：记者工作，体现出当时的我理想化又幼稚的面貌。就像我们俩去医院生孩子的时候，我和陪着我们一起去的我孃孃拍照留念，脑子里的画面非常理想化，当然事后也会显得非常可笑。
独立思考的能力是在读大学和采访的过程中一再被训练的。但记者这份职业，对我来说，是我离开学校后第一次主动和有意识地接触现实社会的渠道（尽管之前也有打工、兼职的经验）。尤力卡和我所供职的部门——周刊部，有着整个报社最大的采访自由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，提出采访选题和采访对象。
生孩子是另外一个接触现实社会的渠道，当然我是被动又必须地要接触这方面的现实。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。去医院生孩子，孩子入园、上小学，或者生病去医院，或者犯了错误去派出所、去监狱，你大概率会接触到以往没有接触和想象过的结结实实的现实。这和你不生病、没生孩子，坐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，看书或拿着手机接触到的现实是很不一样的。
尤力卡：大家熟悉的新闻，大部分是报道日常的新闻事件，比如国际新闻、国内要闻、时事政治……，我们会叫它们“硬”新闻。这部分工作由报社各个新闻采访部门完成。除了这些，每个报社还有副刊部。主要刊登评论文章，漫画，互动栏目，包括小说连载等。相对“硬”新闻版面，副刊部就很“软”。文学家沈从文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，一个报纸的个性藏在它的副刊里。
熊乾佑：现在大家可能都找不到报纸看了，我们做记者的时候，报纸还非常兴盛。大家看到的报纸头几版都是新闻，但是有意思的地方，比如我小时候，下午回家一拿到《新民晚报》，首先看的是体育新闻，那时候看中日韩围棋争霸赛。看完了就看副刊，名字叫“夜光杯”。里面有各种各样有意思的散文、评论、小说，有专栏，也有投稿，还有连载。我记得当时读到过一个接龙式的小说连载，不同的作家每人写一段，得接上上一个作家写的那段。很有创意。
而我们也在工作中建立起一个意识：如果我们把理想化的目光投向“私人领域”去讨论，比如讨论一下家庭、性别、婚姻、恋爱、健康等问题，我们可以自由工作的领域就一下子扩大了。包括后来我们对儿童教育的探讨。同样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，我们觉得，对这些私人领域问题的探讨，在当时报纸的媒体环境下，对于社会的意义、建设性和可操作性更大。最“软”的部分里面，可以蕴藏着最“硬”的意义。
琐碎的，婆妈的，无意义的
尤力卡：我一直很感兴趣的话题是：女性到底是什么？女性身份对我意味着什么？
小时候，接触比较多的女性是幼儿园里的女老师。由于父亲工作繁忙，母亲一个人照顾我和哥哥，加上外婆身体不好，母亲也要照顾。所以，小时候我和哥哥轮流住长托幼儿园。那算是我们兄妹俩最早的寄宿生活了。
哥哥比我大5岁，所以他住完三年幼儿园以后，我接着住。幼儿园隶属军区，条件在当时算很不错的。每周六晚上爸爸来接我回家，周一早上妈妈再把我送回去。自然，周一早上上演的戏码就是抱着幼儿园大铁门哭，死都不肯进去。这个是后话了，以后再说。谁还没有点童年小创伤。
说回幼儿园。一周六天，天天住在幼儿园里，抬头低头见的，就是那些照顾我的女老师们。不过，说实话，她们真的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——总是几个人凑在一起“戚戚啜啜”，谈论着家长里短。
偶尔周六下午，会见到老师的丈夫们来接她们，她们抱着孩子坐在自行车后座的身影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，被我主观定格在无聊的、了无生趣的生活画面里。正因为这段经历，成年女性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琐碎的，婆妈的，无意义的。这个印象甚至影响了我后来偏中性化的服装风格。
读了大学，毕业成为记者，接触到更多不同的女性后，我才慢慢地与我的女性身份和解。这也是很有趣的经历。其实，每个女性都应该经历着对女性形象理解的过程，若有机会访问，应该也是五花八门、精彩纷呈的吧。这当然是往好了说的。
说到女性形象，我脑海里闪现出好几位我欣赏和敬佩的女性。比如，全国妇联的L老师。L老师太忙了，没时间接见我。我告诉她，“不用特意接待我，我去北京在您办公室外等着，您万一有一点点空，可以停下来跟我说上几句话。”
现在想想，那时身为记者的我对知识的渴求与尊重可见一斑。我在L老师办公室门外安静地等了三个多小时，终于她走出来对我说：“一起吃晚餐吧”。
那天晚餐，我们吃了三个小时，谈了很多很多。
我们谈到，有很多职业，由于从业女性偏少，人们就自然地认为那个职业不适合女性，比如卡车司机。但是当设计师通过缩小驾驶座椅尺寸，降低驾驶杆手柄位置，让驾驶设备适合女性身型特质，就让更多女性选择当一名卡车司机成为可能。
再比如，有人研究出一种让女性可以站着小便的工具，这样可以方便包括女记者在内的女性进行野外工作。我对此充满好奇，要来了几个。它是一种纸质的可以折叠的小工具，我去卫生间试了，你猜怎么着，哈哈，我可以站着小便了……
我被这些话题深深地吸引，我的精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。感觉那些沉睡在我体内多年的细胞一个个活跃起来，破门而出。我意识到，世界太大了，有很多好东西我可以学习，很多事我可以重新思考。我，一位“女性”，一个“人”，可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和自己，可以创造出我想要的工作和生活。
尤力卡：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孩子看到，卡车司机总是叔叔或伯伯，很少有阿姨，那么这个工作在她/他的脑子里就会被塑造成一个“应该属于”男性的职业。我记得在孟非主持的《非诚勿扰》一期节目中，一位来自香港的女嘉宾，她的工作就是卡车司机。她从小喜欢独立，喜欢开大车。正是因为她的独立，吸引了很多场内男嘉宾。那一期弹幕评论上也有很多人说，非常欣赏这样独立而有个性的女嘉宾。
两性平等研究，根本上就是要创造更多可能性，让男性和女性越来越自由、独立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报社里写文章，当时我的坐位比较靠近桶装水饮水机。我观察到，很多我的女性同事来接水时，发现桶里没有水了都会习惯性地选择离开。有一次，当我再次看到一位女同事过来接水，发现大桶里没水后，我主动站起来，表示愿意与她一起把旧桶换下，换一个新桶上去。其实我一个人是可以换水的，但为了不让我的这位女同事太尴尬，我们一起把水换了。换完之后，这位女同事非常兴奋地对我说：“原来也没有我想像得那么重。”
女性站立式小便纸杯让女记者赴战地采访成为可能。女性也可以使用的站立式小便池矗立在荷兰街头。可调整尺寸的卡车驾驶室将迎来更多喜欢开大车的女性……
我们当然知道，让女性站着小便不是我们报道的重点。让更多人意识到，我们习以为常的想法和做法，未必是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的，这是我们的兴趣所在。绝大多数我们头脑中的想法、日常生活中的选择，倒推或前进一两百年就完全不同了。
熊乾佑：可能坐几个小时、十几个小时飞机，换一个时区就完全不同了。这是后来我们的体验。
（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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