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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打吃吃”到“爱与自由”:依旧崭新的教育(五)

文/王崇 熊欣杰 编辑/熊欣杰 图/陈洪绶《雅集图》局部 网络图片

    “有一篇文章把我震撼坏了:一个美国娃娃五年不上课,最后一年学完了五年的内容。这使我相信,教育还有另外的模式。”回顾自己成为教育者的历程,孙瑞雪说。12年前的11月,上海《新闻晨报》记者王崇正在展开她对孙瑞雪及其教育的第二期专刊报道。

    课本里的文章真不好看

    1985年,孙瑞雪从宁夏大学中文系毕业,成为宁大附中一名语文老师。很快她便感觉到在传统学校里的不习惯。

    在校园里,孙瑞雪到处能看到学生耷拉着脑袋,在教室外面被一个老师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训话。“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,会有这么长时间的训斥,我很想知道,这些学生经历完这些后想些什么。”

    进校没多久,孙瑞雪遇到一个学生在考场作弊。“我什么也没说,只是把作弊的内容收掉。”就这么一个动作,那个作弊的学生立刻脸色煞白。

    课后那个学生一直跟着孙瑞雪,问她会不会通告到学校,会不会告诉家长。孙瑞雪明确地告诉那个学生,她不会那样做,但希望他以后不要再作弊,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问她。这件事到此结束。多年后,当孙瑞雪再次提及这件事,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学生跟在她后面时的恐惧和绝望。

    “你当时为什么那样处理?”

    “你关心一个孩子,就要关心一个孩子的未来。关心此刻发生的事对他未来的影响。”

    学生语文成绩不好,怎么办?孙瑞雪想了不少办法。比如课文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,她上课会换一种问法:如果作者想达到愿望,他会如何做呢?

    这样做的后果是,孙瑞雪发现,课本里的文章真是不好看。

    “没办法,我就用最快的时间把课上完,然后给他们读我自己选的好文章。像《现代散文选》,萧红的文章,我都拿来读。”学期结束的时候,这个班的语文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二。孙瑞雪知道,语文是应该这样教的。孙瑞雪还知道,在美国,人家把顽皮的学生集合在一起,在外面上课,特别有效果。

    学习不好,还可以做人吧

    作文是语文教学中的重点。孙瑞雪发现,学生们都只会写“春天来了,春姑娘披着薄薄的衣纱来了。”

    “我告诉他们,你感觉到什么,就写什么。只要是真实的,就是最好的。”这话非常有效,学生的作文开始不一样了。

    一个学生的作文这样写道:中午没回家,在外面看放风筝,看着看着,感到手很痒,一条小虫子正爬到我手上。春天来了。

    一个学生写道,每天中午上学,天气都很冷,那天上学时出汗了,想脱一件衣服。这时他意识到春天来了。

    写作文还是有一个问题,就是题目是统一的,是老师想出来的。孙瑞雪感觉到这一点后,又改革了:写周记。

    有学生问,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吗?对。周记上来五花八门。有的学生抄名人名言;有的学生画画;有一个学生每周都写她们家的狗,几乎写了一个学期,就是狗和小孩的故事,狗怎么捡东西,怎么舔小孩。

    一百分,统统一百分。

    但是,除了孙瑞雪的课,在其他的课上学生们依然被教训。“每次看到有学生被其他老师教训,我都会受刺激,会害怕。我发现自己就是个小孩子。”

    终于,在这样的压力下,孙瑞雪选择离开学校。孙瑞学总结说,她之所以离开,实在是对权威环境的不适应,内心害怕。

    “如果现在有人当着你的面教训学生,还会害怕吗?”

    “不会害怕了,但还是会难过。我就是想不通,学习不好,还可以做人吧。”

就没觉得那只是童话

    离开学校,孙瑞雪去了出版社,从事儿童出版物的出版工作。一到出版社,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对峙结束了,内心的压力一下子得到释放,在这期间,她看了很多国外儿童教育的书。这个阶段的积累对孙瑞雪来说至关重要。在童话《天鹅的喇叭》里,孙瑞雪看到一个情节:数学课上,有老师问,一个人1小时走1里路,5个小时走几里?有的小朋友回答说2.5里,因为他走着走着鞋坏了;还有的小朋友说走3里,因为……答案各种各样,老师听完孩子们的答案后对小朋友们说,从这些答案中,我们发现有许多细节和因素都要考虑到,所以数学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。说完就下课了。孙瑞雪觉得这个老师太神奇了,对孩子的回答是那么的了解和包容。

    童话里,可爱的天鹅被它的小主人带到学校里,与小朋友一起上课。那场景孙瑞雪能想像,是愉快的,轻松的,充满爱的氛围。

    “(我)就没觉得那只是童话。我不断地问自己:为什么人家能那样,我们做不到。”直到孙瑞雪看到蒙特梭利的书,她才惊奇地发现:原来这种美好的教育是可以具体实现的。

    孙瑞雪一直非常感谢台湾的单伟儒先生。他将蒙特梭利教育最先引进到大陆,并请孙瑞雪参加了他们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蒙特梭利教育培训。

    1996年,参加培训一年以后,孙瑞雪开了自己的幼儿园。

    红烧茄子和哲学

    孙瑞雪是1985年大学毕业的,与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一样,有惊人的求知欲,关心国家的现状和未来,满怀理想和热情。

    宁夏是一个比较悠闲的地方,每个周日,孙瑞雪都会和一帮朋友聚在一起,海阔天空地聊天,边聊边做些好吃的。用当地话说叫“打吃吃”。

    “都吃些什么?”

“有啥吃啥,做啥吃啥。”

    “聊些什么?”

    “啥都聊。哲学、历史、心理学、教育。”

    孙瑞雪的朋友,也是她现在的丈夫包哲兴当时在宁夏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,他的拿手菜是“红烧茄子”。老霍——霍维洮因为猜拳老输,老涮锅。

    涮锅也高兴。老霍是宁夏大学历史系的老师,人特别幽默,总是问些有趣的问题:“你知道当年慈禧为什么那么快就与八国联军签了不平等条约?因为慈禧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不要做皇帝而只要些东西。要东西还不容易,给就完了。”

    孙瑞雪与大家分享文学。她给大家朗诵《战争与和平》的片段。

    “彼埃尔对娜塔莎说,你未来有什么打算?

    “一直表现自若、好像没发生过什么事的娜塔莎说,我还有未来吗?”

    后来,她开始与大家分享她的教育新发现。这个发现就是:人究竟该怎么长大。孙瑞雪看了许多西方心理学、教育学的书,她非常肯定地得出结论:人是依靠爱来成长的,如果没有爱,人的成长就会遇到问题,就不可能成长为一个正常的人。

    “当时我们都没有孩子,也没有具体办学,只是从理论上认为我们的成长是有问题的。”孙瑞雪一直认为,那个群体太重要了,是一群真正关注精神生活的朋友。

    “后来,大家的想法越来越一致,都觉得这个事太值得做了,是美好而有意义的。”孙瑞雪感受到了思想共鸣所带来的愉悦。

    14年前,当初聚在一起“打吃吃”的知识分子,后来组成了孙瑞雪教育机构的专家委员会,把握着整个教育理念的研究和发展。

    今天,孙瑞雪所倡导的“爱和自由”的教育理念在根本上继承了当年的讨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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